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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论谈:对网络流氓的精神分析(43)

对网络流氓的精神分析


——以“一剑疏狂”为例(43)



《红楼梦》第二回里说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曹雪芹显然漏掉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中华历史上罕见的大一统帝国皇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体制,对人权的践踏也达到了历史巅峰,在欧洲迎来了驱除黑暗的文艺复兴时代,朱明王朝却一举将中国人拖入了大黑暗之中。“朱元璋建立起绝对的专制制度,说起来目的和秦始皇一样,都是想守住江山,确保本家的万世统治。但是,采取这些措施最直接的起因可能还得从他的心理上去寻找,他是想消除整日折磨着他的恐惧感。这一点再现实不过了,关系到他的时时刻刻。人的行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这个人当时的内外处境决定的,消除近忧总是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决策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明朝初期的专制制度带有鲜明的朱元璋的个人特点。偏执型人格障碍者一旦魔鬼(恐惧感或其他强迫性症状)附身,其心理感受到的袭扰和震撼,在强度上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况且,朱元璋又是个自卑感很重的人,并时常伴有强迫性的怀疑妄想,因而他感受到的心理压力也沉重得多。……朱元璋为消除折磨着他的恐惧感建立起绝对专制下体,遍撒特务网,到处安插耳目,到头来仍然心神不宁,惴惴不安。他不懂得精神上的疾病只有靠‘精神药物’治疗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踪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方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或消灭想象中的对手,于是,他采取冤狱的残酷手段,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1] 革命时期的朱元璋,由于战争需要,他必须重用众多的谋臣武将,选贤任能,虽然也借内斗消除权力上的敌人,却不可能完全用流氓手段来消灭一切潜在的威胁,夺取天下居第一位,内斗是第二位的,杀光功臣谋士无异于自入绝路。一旦坐稳了皇帝宝座,力比多移情转向,他的偏执狂、被害妄想狂、忌妒妄想狂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症状便爆炸式喷发,从无意识、潜意识中汹涌而出,疯狂地报复社会,报复人类,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被成功毁灭的人”。朱元璋这种嗜血性格,缘于幼年时期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一出生即与幸福无缘,衣食不济,受人欺凌,颠沛游离,内心积聚了深深的仇恨,不断加重其偏执心理。那时候他没有能力杀人,当上了可以定夺天下人生命的帝王,无法掩饰的杀人欲望便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狂潮,且杀人花样百出,酷刑花样翻新,其凶猛残酷程度足以让任何一个臣民魂飞魄散,匍匐在地。正如柏杨的分析所说:“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2] 朱元璋的蛇蝎性格,恰如弗新疆时时彩开奖号洛姆分析希特是恋尸狂那样,凡喜欢大规模毁灭人类的人都可定义为恋尸狂症患者。这种人仇恨全体人类,恨爱情、恨友谊、恨生命,最后,他恨道德、恨诚实、恨人格,无所不恨,其激情在于毁灭,而从不在乎人类死光。一旦政权在握,势必将国家拖入血泊之中,进而屠杀人类。一如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他们权力所到之处,无不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灾难,为人口曲线留下了深深的凹痕。柏杨说:“这种恋尸狂,对于一切死的、腐烂的、病态的东西,都会感受到一种强大吸引,而产生激情——把活东西变成死东西的激情,把完整东西变成碎片的激情,为破坏而破坏的激情,为毁灭而毁灭的激情。恋尸狂患者亢奋的内分泌,产生一种‘撕裂活人’、‘撕裂组织’、‘撕裂友情’的冲动,无法自我克制。”[3] 恋尸癖者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报复人类,其撕裂的人格注定要撕裂社会,吞噬裹胁民众,一齐汇成惊涛骇浪,奔向炽热的炼狱。

弗洛姆说:“一个具有恋尸癖倾向的人被所有无生命的事物所吸引,并且迷恋于它们。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死亡的,诸如尸体、腐朽的东西、粪便、污垢等等。患恋尸癖的是那些喜爱谈论疾病、埋葬和死亡的人。当他们谈到死亡时,便恢复了生机。”“很清楚,象希特勒这类人物的影响主要是存在于他们的无限能力和屠杀的欲望之中。由于这一点,他们为恋尸癖们所喜爱。另一方面,许多人物与其说意识到了他们的恐怖,不如说害怕他们,而且仰慕他们。许多人并没有认识这些领导者的恋尸癖本质,而是把他们看作建设者、救世主、好爸爸。如果恋尸癖倾向的领导者不自称他们是建设者和抵抗者,那么许多被他们吸引的人也不可能全力帮助他们夺取权力。而且许多受他们厌恶的人大概可能很快使他们垮台。”[4] 恋尸癖者通常喜欢黑夜,喜欢污浊的东西,以引起激情,如在古典诗词里大量使用“屎”、“尿”、“屁”等肮脏的词语,将污秽物塞入文雅艺术,以表露其激越心境。或者在公开讲话中对于构想大规模毁灭生命的战争场景,发出激情万丈的言论,表现无比急切的企盼之情。恋尸癖者没有爱惜生命的愿望,这新疆时时彩开奖号种人当然也有爱,但他们爱的就是死亡,由死亡导出的激情是其维持其生命的能量。弗洛姆又说:“纯粹的恋尸癖是不健全的;纯粹的爱惜生命型则是圣洁的。大多数人是这两种倾向的特殊混合,然而问题在于这两种倾向中究竟哪个占有优势,恋尸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的那些人会慢慢地消除他们身上的爱惜生命型方面;通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死之爱倾向;他们的心将变得铁打一般;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活动——他们的死之爱似乎是对他们经验的那些事物的逻辑和理性的反应。”[5] 我们从“一剑疏狂”或“岬峰”这类流氓肮脏恶毒的诅咒中,很明显地感觉他们带有希望毁灭和赞美死亡的激情,他们仇恨的是人类,热爱的是毁灭,诅咒是无权状态下喷发的激情,若执掌了权力,会毫不犹豫举起屠刀。恋尸癖是肛门性格的极端化,这种人基本作为是控制别人,在控制中摧残生命,一旦达不到控制欲望,就不顾一切地实施赤裸裸的虐待和暴力攻击。未掌握权力时,控制欲处于压抑状态,但作为一种内在的性格结构,具有权威人格的特点,他们日夜渴望着权力,用网络暴力来虚拟权力实施。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同时又希望自己成为权威,强求别人屈从于己。他们之所以甘做,一方面屈从于权力做奴仆,一方面可借助权力之威来展示自己的权威,其内心世界便与阿Q一样表现出奴仆与暴君之双重人格。红卫兵运动得以迅猛发动,完全在于对权威顶礼膜拜的奴仆意识,是忠君意识提供了充足的正能量,可以借助帝王之威无所顾忌地施虐,视之为迫使敌人屈服的革命壮举和精神正义感。一旦源自君主的势能枯竭,被权力抛弃,奴仆意识中的负效能便发挥作用,随即恢复奴才本色,老老实实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忠君意识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占主导位置,依赖性的民族性格也最容易成为集体主义的奴隶,因此,浓厚的救星情结是中国人无法挣脱的心结,或者说根本就不想解脱。几十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在不停地批判封建落后的旧价值观,但新价值观反而加固了忠君爱国式的集体主义或权威主义意识,更加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是每个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人身依赖关系(新新疆时时彩开奖结果一切交给党安排)。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并未脱胎换骨,不过由新式的圣君皈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话)置换了旧的忠孝内容,从过去那种被动式的思想灌输到主动的思想革命,在注入新价值观的思想改造过程中,通过猛烈批判旧的封建道德,激发出人们的“原罪”意识,狠斗私字,忏悔罪过,清扫灵魂深处,重新确立一个崭新的自我,建立新的信仰(精神依赖),服从新的使命,在共产主义的万道霞光里投入新的生活。学者赵良分析道:“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大小知识分子——从两鬓斑白的老教授到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都自感有罪,积极奔赴工厂、农村‘锻炼’‘改造’,以至承认知识是罪恶、大粪有香味等;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与中国看守合作,揭发美军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资本家和富农含着笑容把他们的财产奉送给人民政府;一批批新生的党的积极分子,决心把他们的青春和生命献给祖国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思想改造运动造就了整整一代人,这代人的特征是:忘我工作,逆来顺受,不怨天尤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家居陋室仍克己奉公;他们品格高尚,驯服听话,行不逾矩,一切创造都转向内心,不是转向内心的丰富、复杂和发展,而是转向自我束缚、控制和修炼。”[6] 这一切都随着文革达到巅峰,并随着“四人帮”入狱而终结,无论再怎样变着花样想改造人们的思想,都因为毛泽东走下神坛而权威不再了。说到底,新的价值观虽然比旧的伦理观见效快,但核心内容仍然离不开忠君传统,圣明天子才最值得忠,人们无法再膜拜一个自比秦始皇的帝王,无论把秦皇美化到何种境界,其独裁嗜血的本质还是无法让违反世道伦理的恶行神圣化,其毕竟与中华王道伦理格格不入也。故此,网络流氓能起的作用究竟有限,再多的亦于事无补,亿万人参加的红卫兵运动尚不能持久,何况将一群毫无伦理和信仰的流氓驱赶上阵。

大恶之君有个人格因素,而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学者吴思把帝制比作一面筛子,筛子里留下的多为昏恶帝王。他说:“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近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7] 明代的极端专制不仅筛选出了一系列的恶棍皇帝,也导致社会整体性蜕变,形成自我毁灭的“逆现代”趋势。学者王毅指出:“明代的历史证明,一旦进入这种演化轨迹,问题就决不仅仅发生在‘权力体制’这个有形的核心部分;相反,它必然会在最广大的社会文化范围内启动同样的趋向,因此明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蜕变就是一种完整性的腐溃。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围绕着皇权专制这个核心,社会文化所体现出的一整套逆现代性的系列特点。……专制体制空前强化,在社会文化和国民政治心理的一切层面中,都产生广泛的‘辐射效应’。”[8] 朱元璋建立的绝对专制体制,迫使社会每个阶层为求生存更加主动地依附于权力,在权力法则示范下,向权力献媚的驱动力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力量,加速社会腐溃。一个仇恨人类的开国君主,也会将其仇恨发散到民间,成为一种可悲的嗜杀的民族性格,中国人热衷于酷刑折磨,激情于大规模战争与杀戮,也是仇恨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反人类传统。反过来,尽情发泄仇恨的人们也终究会品尝到仇恨祸及自身的后果,在同样的报复中灭亡。明末张献忠发动农民起义,同样用剥皮皇帝朱元璋的剥皮揎草酷刑处死那些曾活剥人皮的酷吏们,让看芸芸客在满足残忍欲望的同时,达到震慑社会的目的。历史学者李江琳说:“1959年3月20日下午,在拉萨河北岸空阔的河滩上,‘革命’与‘屠杀’携手狂欢,催生出名叫‘解放’的‘圣婴’。在它日渐壮大的过程中,这个‘圣婴’将吞吃无数生灵,包括它的助产士。疯狂倾泻子弹和炮弹的军人们不知道,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正匍匐在历史的暗角里朝他们窥视;一连串事件将裹挟腾腾杀气列队而来,死亡将会同瘴气一般四处蔓延。今后的几十年中,恐惧将成为每个人的生存常态。杀劫之中,谁也别指望独保自身,今日的欢呼将变成明白的呻吟,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所有的人都将成为‘革命’和‘解放’的祭品。”[9] 在杀劫游戏中,若消除对革命的恐惧,必须对敌人表现出仇恨,融入杀劫运动,让别人成为祭品。可惜,这仍不能一劳永逸,更非免死金牌。反右时,吴晗猛烈批判章伯钧、罗隆基,上纲上线,欲置之于绝境,却不能避免他自己成为文革祭品,第一个被拉出来示众,祭了文革血旗。林彪全力帮毛登上个人崇拜的全民神坛,却把自己摔死在了荒凉的大漠之中。在杀劫的绞肉机里,无人能笑到最后。章伯钧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是人性的自由,是权利的自主,更是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历史跨越,否则一切花言巧语或信誓旦旦全是传销手段,皆朱明血腥王朝之旧戏也。

注释:
[1] 赵良著:《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2001年群言出版社,P201-202
[2]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下册,198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P699-700
[3] 见柏杨《家园》
[4] 埃利希·弗洛姆著:《人之心——爱欲的破坏性倾向》,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P23、25
[5] 同上,P32
[6] 《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P342
[7] 吴思著:《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2004年海南出版社,P45
[8]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从明代的历史教训谈起,载2001年太白文艺出版社,《皇帝与流氓》,P134-135
[9] 李江琳著:《1959 拉萨!》,P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