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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梅毒”扩散到全世界的俄国知识分子
把“思想梅毒”扩散到全世界的俄国知识分子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政治,但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分子们都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新疆时时彩开奖号。那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开的“药方”都错了,不仅没把“俄国病”治好,却是把俄罗斯带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扩散到世界,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
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别林斯基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
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
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后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于是被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的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新疆时时彩开奖号码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革新派还是复古派)的整体倾向:对农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没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高歌,为后来列宁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所以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很一致,不仅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同时都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制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以拯救世界。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布党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布党。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新新疆时时彩开奖结果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
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布党、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那个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安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伤人害命的“巫医”。别林斯基虽然在中国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别氏“默默无闻”。不要说对别林斯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俄国知识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安兰德甚至对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国是一个偶然的文明污水坑。”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应是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思想价值和经验,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价值为核心!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