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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精彩好文)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
审视我们的时代
   ----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
  
  易大旗
  
  
  鲁迅撒手人间很久了,但他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尽管我们一度疏远了他__那大约是在80年代,原因或在于统治者对鲁迅的脸谱化,亦在于80年代我们曾以为中国已步入和世界文明潮流融合的进程,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文化心魔,已经入土为安,返魂乏术。然而世事倏忽,原来鲁迅依然跟我们在一起。
  
  1、主子与奴才
  
  鲁迅为中国人的灵与肉造像,刻画了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七斤等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我们的先辈既然如此卑微的活着,不革命是不行了。然而,“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忽然想到》)。
  
  却也不能说,革命之革命以后,中国人依然故我,“从此站起来了”的我们,精神底气窜上来一大截子,那是对“敌人”而言。确实,我们不再是他们的奴隶,而是自己人的奴隶了。看看《丰乳肥臀》;看看《活着》;看看《霸王别姬》......我们是怎样活着的?“所以我想,中国革命闹成这模样,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杀错了人”异议》)犹记文革末年,坊间流传着一句名言:“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只有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代,才能锤炼出如此精粹的概括。
  
  从那条心路跋涉而来的中国人,已然进化了不少,那是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挺进到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别的先不说,光说这“生存权”,就今非昔比。人可以活着了,居然可立大字鎏金的牌坊,这全赖过去百余年活着之艰难,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痛苦,是哀大莫过于心死的痛苦;能让他们的肉身活过来,死掉的心又燃起一缕希望,这就值得送青天大老爷一把“万民伞”了。
  
  然而做老爷的“大防”之一,就是切切不可让奴隶的心真的泛活,否则总有人不肯安于“做稳”了的奴隶资格。果不其然,这廿多年来犯上作乱者惹事生非,委实闹心得很。幸而有家法侍候着,该坐牢的坐牢,该放逐的放逐,即便野火春风,烧之不尽,却总算把这群“吃肉骂娘”的反骨之徒边缘化了。说来其他家奴的心眼里也有点犯嘀咕,但有家法在,总是镇得住的。何况衣食温饱之生存权,唯此为大。免不了的,帮闲的师爷便要来论证“民生”和“民本”了。一个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以前距中国有多远,现在还是那么远__幸好不至于更远了。鲁迅言:“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鲁迅《灯下漫笔》)
  
  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而要立人,就得把个人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牢笼里释放出来。在恪守民主自由原则的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普遍权利的鼎足而立、不可分割的,这是公平、正义和尊严之所系。
  
  人们在饿得直翻白眼,象虫子一般成群死去时,是没有尊严的;人们被驱策着互相咬噬争斗时,是没有尊严的。如今能吃上一口安稳饭,而政治揭发和告密又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出,确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做人的尊严却非权力者御赐的丹书铁券,《动物农场》里造反的猪们,若然真能争取到“人人生而平等”,它们就从猪变成人了;然而它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却把动物分成三六九等,自由的配给权掌握在猪族手里,那么它们仍然不是人,只是一群猪而已。
  
  2、公义与平等
  
  人类社会在现阶段,任何地方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平等,问题并不在于它已经臻达哪个刻度,而在于它是否被奉为社会公义的守则。放眼神州,官民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社会词典里哪还有平等这个条目?根据衡量收入不平等等国际系数(吉尼系数),中国为零点四五,位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
  
  出于偏见而贬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人,只怕越来越少了;出于社会公平而批评中国发展模式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中国原来就十分单薄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近10余年间几近全面崩溃。经济高增长率建筑在这样的地基上,社会怎能公平?对农民的百般榨取而毫无回馈,农民的子女连“9年义务教育制”的权利都被剥夺;对外来工的血汗奴役,而毫无福利保障;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又广见于城镇巷陌之中......韩国70至80年代也经历过缺乏社会保障的“奴工式”经济高增长,民主转型后,经济增长率应声回落,通过立法,政府和企业需为人民福利保障划出相当部分的财富,经济放缓则是社会公平的必要的代价。
  
  “平等精神”系所有民主社会的考量准则。又如:亚洲金融风暴过去已近五年,亚太受灾的国家地区已相继复苏(尤以新加坡、韩国表现为佳),香港几乎是一个孤零零的异数,它继续在低谷中徘徊。目前香港最大的困局是它的高失业率,港人最忧心的首先是饭碗问题。自然,草根市民都不乐见特区政府输入外地劳工的政策,但香港各个抗议团体在联署“回归五周年民间宣言”时,却仍赫然有“保障外地劳工享有一切法定权益,及免除不合理的中间剥削。”的要求。
  
  再例举:911届满周年之际,死难者的遗属爆发了一波“公平”之争。911事件后美国民间的慈善募捐,是史上空前的。主持募捐的组织当初主要侧重点是殉职者(消防员、救护员、警察等),谁都晓得,911灾难中死得最壮烈的就是他们,只说一个细节__某位死里逃生的丹麦游客回忆,当逃难者拾级而下时,拯救者却拾级而上,一警员指点着胸前的徽章对丹麦人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告诉人们我在做的事。”他自知断无生机矣!警察尚如此,更别说扛着沉重器械往上爬的消防员、救护员了。其后,捐款额之钜远超预期,而联邦基金会又多次捐助了大笔款项,于是主持的慈善机构决定惠及所有的死难者,平均每家遗属将得到180万美元抚恤,但并非平摊,而是殉职消防、救护人员每家分得一百零三万七千美元;殉职警察每家约分得九十万美元;而非应急殉职的911死难者遗属每户约得十四万六千元。分配善款的计划惹起轩然大波,死难者遗属指为严重不公,认为911罹难的人是在工作时被谋杀的,一样都是牺牲者。这一方话音未落,首先出来支持他们的却是殉职人员的家属,这些悲情难泯的遗属对逾百万的捐助善款受之有愧,纷纷表示:生命无价,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贵贱之分,我们都失去了亲人,大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该一视同仁,无论是消防、救护人员、警员抑或平民,都应平均发放抚恤善款。
  
  须知911罹难者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中间不少为非美国公民的外籍人士,其遗属的平等权益却得到了美国公民的尊重和支持--这就是公民社会道德意识,虽然他们日常生活中也会为“意外伤害”、“财产归属”之类大打官司,但涉及社会公平,却有着公民的共识。
  
  然而专制使人麻木,中国人对待社会不公、对待弱势群体,却是那样缺乏同情心。“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就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而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灯下漫笔》)
  
  至可叹者,中国迄今仍有一亿人口每天仅挣一美元并靠此活着,他们得到的同情和扶助菲薄如斯;而义愤填膺的爱国者却有富余的同情心馈赠予南联盟、巴勒斯坦、伊拉克的人民,因为他们在美国霸权主义的魔掌下呻吟----殊不知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比中国老百姓还要高不少----只要跟吾族我姓的“世仇”美国有关者,民族主义者的爱憎便无比分明,哪怕他们大量批发给别人的同情通常换来困窘和尴尬,如南联盟的人民推翻自己的“民族英雄”;如阿富汗人民唾弃塔利班;如伊拉克的独裁者把联合国无偿援助的物资囤积居奇,高价出售,却谎称本国有200万妇孺死于缺医少药;又如哈马斯的“肉弹”接二连三地炸死中国人......然而“说不”义士不改初衷,他们的爱心和拳拳盛意令人惊叹,只是未知何时才能惠及自己的同胞?
  
  诚然,爱屋及乌而“爱国”不“及人”,这并非他们的错,却是制度之咎。大凡事关国家政务,他们总被权力者排除在宫墙之外,天长日久,除了抽象之爱国和煽情的“说不”,他们又能做些什么?
  
  3、腐败与诚信
  
  中国之制度性腐败,正是社会不公之一种。腐败之癌令群医束手,药石无效,亦在于人民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可怕的是,它成了常态之后公众的冷漠也成了常态,抗争者的失败不再被后辈纪念,甚至沦为嘲笑的谈资。他们渐地觉得接受“开明专制”也非坏事,生存权平安落袋,舍此何求?于是,自由便成了“和平演变”的毒药,人权不过是西方苍蝇在中国酱缸里下的蛆。“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最重视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迟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鲁迅《“抄靶子”》)
  
  然而顺民“做稳”了,却也要付出代价的,社会不公只是其一;公民权利的贫弱,还在于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终日被舆论导向所愚弄,俯仰由人;亦在于法治无门,腐恶横溢,竟至军队走私,警察索贿,官商结为鱼水之情遂有鱼水之欢;说到社会之“诚信”荡然,又岂止商品伪劣?连做人的言行都伪劣不堪。于是,中国的骗子群落从来没有今日这样繁荣昌盛,居然充斥着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已修炼出道的骗徒和正努力学习骗术的准骗徒,早就把自己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骗光了,便去骗至交好友;连朋友都骗光了,便去倒腾自己的亲人......
  
  现在来匡扶世风,阔论“诚信”,实在荒诞得可以。这并非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抑或为时已晚的问题,而是那个洞怎么补得起来?宪法里奉为至尊的主义,执政者自己就不相信;中国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它的束约力不及某权力机关的红头文件,乃至不及“上级”的不时下达的电话通知。这还奢谈什么诚信?你要当真,去实践国际三大人权法典(加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公约》),往轻里说是不识相,往重里说便是找死!如鲁迅所言,在中国“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鲁迅《忧“天乳”》
  
  又如,农民税赋之苛重,再把9年义务教育“施恩”予他们,竟似吴牛喘月!便常闻“爱民如子”的高官指责农村基层“恶霸”害人,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__中央给农民划定的百分之五的税率,并不太重,但9年义务教育制的钱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基层干部不去摊派强征,哪来的教育经费?恶霸固然横行乡里,但恶霸是怎样炼成的?
  
  如此说来,制度性的腐败之外,还要加上制度性的撒谎。美国安德森会计公司为安然公司做假帐,以及美国的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做假案,不但令美国人痛心疾首,也令中国的传媒有了发挥的话题,本人激赏央视和其他报刊的深揭狠批,只要不堕入“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的老套就好。不过,这些传媒并不打算告诉自己的人民,中国的会计审计系统已经病入膏肓,以至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证券审计要交给美国的BIG5五大会计公司来管帐,而安德森公司正是BIG5之一。如果说美国的假帐案是人人恶之的大脓疮,中国的会计公司和审计系统则是晚期癌症,绝望到令人弃它而去的地步。并非美国人的道德操守要比中国人高,而是制度使然,在中国作假不用坐牢不至倾家荡产,而且你不作假还不行,否则并无立锥之地。无怪乎,当宋祖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引亢高歌: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台下诸公鼓掌如仪,中国的天空水土是何等模样,谁不知道?她作此娇啼时,沙尘暴正向京师进逼,呜呼,天地玄黄!
  
  腐败与虚伪两大瘤结梗塞着中国的动脉血管,公德与私德都如泥石流般崩塌,窃国者与窃钩者便联袂而上。侵吞公共资源而卷款潜逃的,那是触了霉头的失败者,大多数是用不着逃的,他们还稳坐于“人肉筵宴”的上席;如此怎怨得了毛贼式的割电缆、盗卖公物、扒火车哄抢物资乃至谋财害命的假药毒酒?如鲁迅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幸而,中国总算把连年和自己一道“排排坐吃果果”的贪腐大国印尼给撇下了,根据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这个非盈利非党派的组织在全球有80多个分部)最新公布排行榜,中国的贪腐指数为三点五分,印尼不足二分(亚洲排名最佳的新加坡超过九分,以下香港为八点五分,日本为七点一分);不知是中国的反贪微见成效,还是印尼变得更腐败了;中国现在和谁“排排坐”?是和多米尼加和埃塞俄比亚并列!
  
  关于廉政肃贪,排名高的全部是发达国家。而多党制的政党监督;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的法律监督,据说与“国情”不合。不如再来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健壮,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药名)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医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传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鲁迅《忽然想道(1)》
  
  尤须着重指出,无论谈“诚信”抑或谈“腐败”,用泛道德主义来批判,都是隔靴搔痒。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明朝官场的腐败与诚信程度,去论证过“道德治国”的荒谬。靠道德去肃贪,无异于缘木求鱼。归根到底,还是制度性的问题。然而民主制度虽能让政治清明,却也不能遏止“人性恶”之种种欲念,前述的各国贪腐指数排行榜,在102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9的台湾为五点六分(去年为五点九分),韩国则低于五分,这两地都奉行民主制度,但它们都有共同病灶,就是政府(或政党)控制的公共财产过多(台湾好一些,韩国更甚),大凡财产界定比较模糊的公共资源,永远会诱发人们的贪念。中国政府可控的公共财产更是大得无边,按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光国有土地资源(不包括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有25万亿人民币。查中国贪官墨吏的敛财史,超过一半是侵吞公共资产,第一就是倒腾土地,次为公营企业资产。
  
  如何界定厘清财产权的归属,该公有的让人民共享,该私有的就不要拖泥带水,让它私有化。这比空谈“道德”有效多了。
  
  4、爱国气功的调息大法
  
  再来说说中国的“防盗门文化”。十数年前我离开祖国时,防盗门初兴,却尚未发展到把窗户阳台都焊上金属防盗网的地步。我实在想象不出,铁栅里的“笼民”的活法及其精神状态。
  
  人们若恐惧于威权统治,便必然害怕任何恶势力。专制不但使人麻木,也使人怯懦。自己遇劫和被施暴时的软弱,可以理解,在孤苦无助的情况下,生命的价值高于其他;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人的灾难竟唤不来众人的同情和救助,这就是集体性的冷漠和怯弱。而在今日之中国,这种案例司空见惯。
  
  “防盗门文化”还并不在于有形的金属栅栏,如果把这个国家拟人化,便可发现,它在精神人格上是那么弱不禁风,它安于防盗门后面的“幸福时光”,或者说它惧于门外的种种异己事物。仅举一例:自世界上发生“互联网革命”,中国网民多达4500万,在信息封锁的国度,它是仅有的一扇自由的天窗,然而当局却构筑了多重“防盗门”,其壁垒森严,自诩为“金盾”,又被西方称之为“中国长城”。继上谕的《中国互联网暂行规定》外,今年春,中国互联网协会又发布《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鲁迅早就寄语中国人:“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鲁迅《由聋而哑》)
  
  还好,中国毕竟不属禁止互联网和把收音机波段频率焊死的国家,于是大家为呼吸在窒息沉闷之外的一丝清新空气,便忍受着御制的言论尺度以及网警的剪刀,渐地习以为常。这便要加上一条----专制使人愚昧。
  
  也就悟出,中国为何盛产“说不”的口水战群氓,并非他们有病,而是时代有病。铁屋的幽囚和现实的屈辱,令他们气血失调,为消解强权和社会不公所郁结的怨愤,为提防生活中环伺四周的潜在骗徒,哪怕是青年的心也变得如此苍老,他们确实需要一种回春丹,以循环热血,散淤解毒。然而除了声色犬马,游戏人生,剩下的就是被“特许”的爱国和说不了。“说不”在本朝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精神保健之功效,能燃烧掉沉淀积聚下来的血脂,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说不;它亦是一切怨恨不平之假托的化粪池,什么污水都可倾注其中;它还是一种简易的气功,吐纳之间,求得心理平衡,调息大法运行一个小周天,便能使人生变得稍可忍受。自然,它除了凉血拔毒之功,亦时有亢奋之迷幻奇效,能令怯弱者变得勇武,陡然敢怒敢言,喊打喊杀,在臆想之中,已跨海荡寇不知多少回,“手执钢鞭将你打”,想必是向无敌手的;或者目下尚未取得宿敌世仇之首级,便等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之后,国家强大了,再来一一了结它们。然而如鲁迅言:“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新新疆时时彩开奖结果。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然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鲁迅《补白》)
  
  自不待言,国人所有的麻木、冷漠、怯弱、愚妄,都是这块腐恶的文化土壤滋生出来的藤蔓,自鲁迅时代以降,它纵曾被革命的血与火、剑与犁“刀耕火种”过不知多少回,播下的却总是“国”和“族”之梦想,而“人”的种籽依然在冷土之中等待惊蜇之雷。
  
  如今互联网的“防盗门”又一次换代升级,无声的中国仿佛就此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了。“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鲁迅《由聋而哑》)
  
  5、超龄愤青与帮闲师爷
  
  一个灯红酒绿和五毒俱全的镀金时代,造就了具有颓废和屈辱双重性格的一代人。青年向来憎厌市侩,但他们不得不向现实屈服,然后用夸张的愤怒去漂白身上的市侩气味。借用一位作家(张承志)的话来说,叫做“精神清洁剂”__在我看来,这和“爱国气功”的调息大法意思相去不远。
  
  然而,青年可塑性颇大,他们属于将来,现实生活只是与未来有关的一些时代场景。别的不说,光说围砸西方使馆两年多之后,北京突发一起青年抗议运动,他们再度包围美国使馆,其诉求却是“我们要签证!”追求受现代教育的权利,追求自由和真正做人的权利,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他们多么想挣脱铁笼子、冲决大大小小的“防盗门”,领略别样的人生。试问:还有什么绳索镣铐和造作煽情的宣传能长久地禁锢他们驿动的心?
  
  只不过,骚动青春期已过的“超龄愤青”,其可塑空间便不太大了。他们整个心理生长期都浸淫在仇外和说不的沼气池之中,现实社会又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酱缸,他们之愤新新疆时时彩开奖结果青情结便由“超龄”而至永远,除了无尽的愤怒和把国族奉为正朔,他们找不到任何精神救赎之途。这又怎怪得了他们?追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坟五典,金人玉佛”,还有什么是值得他们信奉和献身的?“民族主义”这盏烛火,确系精神宗祠不灭的孤灯。至于它能否引导中国臻达现代国家,走向自由富强,那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心灵归属的问题。惜乎,正是倡导这个“主义”的宗祠族长屡屡蹂躏侮辱他们的感情__权力者慷慨激昂的信仰布道之余,却深谙这是“玩的就是心跳”的游戏,来真格的可玩不起。于是,说不群英总嫌族长“不够强硬”,尤是“超龄愤青”至为悍烈,恨不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以一展报国情怀。那么,究竟要“强硬”到何种地步才遂猛士之意?数来大概当推下诏向西方列强宣战的西太后了,这才是“说不”的极致!
  
  再来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社会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鲁迅《热风》随感录)
  
  超龄愤青颇能印证鲁迅的描述,他们确有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每逢爱国气象台“风球”高悬,他们便双目血丝陡现,而颈脖青筋之直径更是骇人,委实教人担忧和怜悯他们的甲状腺。不过既然鲁迅判断他们不会恨恨而死,那也就放心了。
  
  其实,“超龄愤青”斗志虽旺,却非宗祠里的直系嫡亲的一房,因为他们之心理郁闷和狂躁,尚不会导致他们和酱缸里的群蛆同流合污。超龄愤青并非这个镀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至于把现实的粪池说成是民族的风水龙穴。故此,他们爱国而不忠君,尚与“无耻”保持距离,真正寡廉鲜耻的是另一群人。
  
  闻说有个立论:中产阶级壮大之日,即民主瓜熟蒂落之期。恕我孤陋寡闻,没读过这家思想门派的理论秘笈。我只相信,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产阶级倒会是维护现状、拥戴民主政治的力量;但就目下,中国之中产阶级却是维护集权现状的“安定团结”之一房人。这个群落里盛产帮闲师爷,所谓中国人(主要指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的土壤;又或自由民主是西方的奢侈品,中国人玩不来……诸如此类,都是这个帮闲阶层的贡献。无疑,中国近廿多年的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了,“大饼理论”便应运而生__某家学说谓,面对种种社会矛盾,只要把“饼”做大了,便如黄历通书所言:“诸事皆宜,百无禁忌。”自不待言,他们从这块公共大饼的盛筵里已分得一杯羹,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这本是好事,却被他们“三分颜色当大红”地涂写成时代的徽记,生存权及民生、民本等阔论,便成了为“开明专制”鸣锣开道的“肃静”“回避”红漆牌子。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价值标准是人人生而平等;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人民有选举权和知情权……这些在中国都付诸阙如!帮闲师爷却告诉大家稍安毋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不,我已经有了,你们也将会有的。中国再经不起折腾了,慢慢来吧。于是,民主改革在他们那里就成了充满变数的末日式的“折腾”。
  
  鲁迅在《这个与那个》写道:“古来就是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来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其实,正是师爷们的“盛世危言”在祸国殃民,须知没有人打算在中国发动革命,革命之梦魇对几辈国人来说,都刻骨铭心,谁都晓得温和渐进为一帖良药;然而政治改革始终裹足不前,再蹉跎下去,形同“混吃等死”,革命之魅影一旦从上个世纪的魔瓶里释放出来,又有谁能挡得住?
  
  还要指出,“说不师爷”也是这个阶层的特产。他们对民族主义其实不及愤青及“超龄愤青”那么忠忱,至少不是他们精神信仰的主轴,但要说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实在的“干货”,这点甚为可疑;虽则他们偶尔也会评点几句时弊,但要说他们真有爱国心和民族情怀,这同样是可疑的。
  
  鲁迅对这类帮闲者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把他们称为“二花脸”(又称“二丑”)。在舞台上,二花脸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净谏,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的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有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蠢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现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鲁迅《二丑艺术》)
  
  6、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真正值得尊敬的爱国者,是使自己和所有同胞成为其“人”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平凡的事体做起,关注家乡社区的建设,从一草一木乃至为细微末节之每一平方厘米的民主权益而抗争;他们当然从未忘却同胞的“生存权”,以我所见,他们关注的多有“非政治化”的问题,如教育、环保、爱滋病等等;他们热爱中华文化,又为这种文化融汇到世界文明的潮流而努力,他们并不抗拒“全球化”,却又警惕强势资本财团的无限扩张,捍卫个性、个人尊严和抵御“麦当劳化”的文化趋同;他们直面人生,为劳苦大众的不平而疾呼,决不对一切侵犯人权的权势者低下自己的头颅。
  
  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相信,等到中国切实履行《世界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时,这些真正爱国爱民的仁者勇者运用“结社自由”之权利,鼓吹的不是高谈阔论的“主义”,却是倾力于“问题”,是他们在为弱势族群奔走请命,保卫个人权益。在西方社会,民权团体是政府和庞大资本集团所忌惮的挑战者、监督者。这种“脊梁”式的人物,中国现在也不缺,将来会更多。
  
  而那些血热中肠的“民族主义者”,则对凡人琐事兴趣缺缺,明明关乎中国人的命运,他们却认为,是权力者垄断的游戏,和我们小民有何关系?于是他们便去专门关注“世界政治”,去用口水痛击国际霸权主义__因为这是才被恩准的命题。鲁迅又言:“而况‘疱人虽不治疱,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也是古圣贤的明训,国事有治国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可又并不太卑视小民,倒给与了更高超等自由和权利,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鲁迅《新秋杂识》)
  
  有鉴于此,我觉得众多批评家对新潮民族主义的冠词诸如“狭隘的”、“狂热的”、“病态的”,都不甚妥贴,最贴切者应称为“伪劣的民族主义”--我在此放弃此名词的专利,可供公众使用。
  
  最后以鲁迅痛切的疾呼为结束语—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热风》随感录)